要使全科医生富于吸引力，首先医保要推行首诊制，医生的处方不受基本药物限制，要建立独立检查中心；其次，治疗权方面，全科医生不应该承担公共卫生职能；第三，发展权方面应提供科研、进修、晋升的机会；第四，收入方面，要医生收入透明化，取消收支两条线。

　　可以说，这些建议和现行政策全部是相反的。赵丹丹指出，首先全科医生在整个医疗服务体系中的职能定位不明确，导致对全科医生既缺乏激励也缺乏约束。另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项目设计其实也限制了全科医生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医疗体系的价格严重扭曲，也无助于全科医生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台湾地区为例，小诊所的挂号费150元台币，而医生门诊则要收750元，大陆在医疗服务定价和医保支付比例上，都远远没有拉开差距，无法形成对患者的导向作用。

　　上海还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是，患者首诊可以自由选择医疗机构，医保没有强制首诊进社区，这使得全科医生的作用更难以发挥。长宁区卫计委副局长江萍告诉记者，由于该区规定签约后首诊必须在社区，其全科医生的签约率明显0于上海其它城区。

　　对此赵丹丹建议，应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医保定点支付，二、三级医院继续保留患者的自由选择权。这一建议颇具可行性：即把基本药物目录之外的补充药物处方权放给社区，这样可以方便慢性病患者，吸引他们留在社区首诊。蔡江南表示，在大多数上面，全科医生的收入中固定工资的比例占少数，而主要依赖病人的人头付费，它是和绩效密切联系的，不是一个定额工资。相反，专科医生工资收入所占的比例反而更高。

　　但也有学者对全科医生的必要性提出异议。上海交通大学医疗卫生管理研究所执行所长黄丞介绍，英国有家庭医生，是因为有相关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基础，美国则有HMO组织起到引导的作用。而我国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在为上海“十一五”规划做有关课题时，课题组否定了全科医生制度，而提出社区守门人制度。事实上，2006年有了社区首诊制，上面层面已经试图用首诊的方式让大家有所约束。

　　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金春林认为，大城市以机构就医为主，全科医生的必要性也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