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上海的医改似乎悄无声息，医改领域几乎全是北京等城市的声音：从医药分开试点，到放开社会资本办医，再到公开选拔院长，成立医疗联盟，无不风生水起。事实上，上海方面的改革也一直紧锣密鼓中进行，但却0调异常，包括推行医保总额预付，三级纵向医疗联合体稳步推进，而工资总额预付也在积极酝酿之中。

　　如今，新医改三年多来，改革主体逐级往上：2009年8月出台的上面基本药物制度，把基层医疗机构首先推向前台；2011年年中县级医院改革启动试点，大医院进入医改舞台中心；随着新三年进入尾声，“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焦点、三级大医院“千呼万唤”终于登场。

　　以卫计委陈竺今年1月初在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直接推动力，被寄望破解天价医疗费用的利刃“医药分开”，成为改革的核心任务。同样作为经济发达、优质医疗资源集中的重头试点城市，京沪两地医改都因循了上述路径。不同的行事风格背后，是如出一辙的强政府逻辑。

　　然而强有力的政府之手，难以撼动体制之根。本应奉“去行政化”为圭臬的医改进程，如何能再以行政化来强推？在公立医院垄断医疗服务供给的状况下，该如何对之进行改革？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以现实的途径来应对现实的悖论：建立和完善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机制，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公立医院管理层选拔任命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