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面发改委、卫生部等6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根据文件，今后大病患者在基本医保报销后仍需个人负担的合理医疗费用，医保部门将再给予报销50%以上。文件的出台无疑受到了公众好评，但随之而来的一些具体疑问和担心也浮出水面--其中涉及选择商业保险机构承办大病保险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投融资模式？大病保险的筹资会不会增加老百姓的负担？特别是，对于承办大病保险的险资，将设定怎样的门槛进行限制？

　　对此，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强调，开展大病保险是我国建设覆盖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医保体系建设从实现“病有所医”向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迈出了关键一步。据了解，这一涉及十多亿人切身利益的大病保险实施细则，保监会近期将以“通知”的方式下达全系统。三方占比，采访中，上海市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善联向记者表示，从宏观角度--也就是目前中国卫生总费用的分布情况来看，商业性的保险资金进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医疗卫生的筹资。

　　据胡善联介绍，一般来讲，目前上面财政投入在整个卫生总费用中，大概占28%左右，不到30%。第二部分，是社会保险为主的社会筹资，目前大概在40%左右（而在上海和北京地区，医疗保险的筹资比例比较高，可以达到56%左右）。第三部分是个人投入，以目前的占比份额来看，普通大众的负担还比较重。

　　胡善联说：“我们考虑眼前的较佳可行性大概是3：4：3，即政府投入30%，社会保险（以及商业保险）投入大概40%，个人投入希望降到30%。而下一步，我觉得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第三阶段，可以设想第二部分的资金份额扩大到50%左右，个人的负担能够下降到20%左右。到那时候可能3：5：2就成为整体资金占比的一个较佳比例。”

　　这就意味着，在此类融资模式的不断改进过程中，保险资金的进入可以有效补充现有资金份额的不足，同时也为其自身投资渠道的构建提供一个稳定而良好的方向。公立与私立，一般而言，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公立和私营两类医疗体制。而世界范围内的医疗改革之所以复杂而艰难，其中有一个较大的难点在于，公立与私立两种医疗体制的相互制约。

　　北京市卫计委副局长雷海潮向记者强调：“我们看一下国际经验就会发现，任何一个上面，所谓纯粹的公立服务体系，或者纯粹用公共资源来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这是不存在的。同样，在全球200多个上面中，是否能够找到一个上面，没有公共资源的投入，有效靠市场的提供机制，或者说有效用私立的医疗服务和商业健康保险？回答同样是否定的。”

　　据了解，在实践操作中，全球200多个上面其实都是将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融合在一起，只是在各个上面、各个地区中的相互比例有所区别，有的上面公立机构占比更多一些，有的上面私立的医疗机构更多一些。雷海潮认为，具体模式由这个上面的历史和人文传统形成的，也就是说，世界各国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现状、以及相关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人文环境等等要素来设计一个上面公立和私立之间的组合。

　　对此胡善联也认为，中国医疗体系中的筹资模式，不可能像英国、美国等上面一样。他说：“实际上，在中国城市之外的卫生领域投资、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投资当中，政府的比例占得相当高，基本上占到70%-80%左右；另一方面，我们上面目前大量运行的还是社会保障基金。所以我认为，今后中国医疗系统理应处于一个混合的卫生筹资体系，我们需要有多层次的医疗筹资渠道，此外再加上上面的税收基金，这才能构建起我们立体的卫生筹资总体架构。”

　　那么，全球范围内是否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可循呢？雷海潮指出，无论是公立为主还是私立为主，其中政府主办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或者从宏观属性上称之为公共的医疗保险，都是以满足较广大人群的基本需要为主的。高端的、特需的医疗需求，基本上可以放给市场去进行调控和满足，而这就是商业健康保险和私立医疗卫生机构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依据。